【中国税务报】行走大运河丨跟着记者感受临清600年运河文化

（《中国税务报》 2024年06月03日05版）

“北京的城，临清的砖”

临清：应“运”而生一座城

都说“大运河漂来的北京城”，北京紫禁城、明十三陵、天坛等皇家建筑以及其他宫殿城墙，所用的青砖都经京杭大运河运来。这些青砖从何而来？沿着运河向南，我们来到山东省临清市，这里流传着一句老话：“北京的城，临清的砖。”

在临清，特供给北京的青砖被称为贡砖，制作贡砖的技艺今天仍在临清传承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从一块砖的制作、运输、使用开始，我们去一窥运河文化、税收文化在临清留下的深刻印记。

600多岁的“不老”青砖

从临清市区乘车在广袤的鲁西北平原上向东南行驶约半小时，就到了魏湾镇。明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起，明成祖朱棣为迁都北京而大兴土木，需要大量砖石。明初，朝廷在临清设立工部营缮分司。从嘉靖年间开始，贡砖集中在临清烧制，砖窑均分布于运河沿岸，最多时有数百座。

此后，北京皇城的修建、修缮与增建一直沿用临清贡砖。当时贡砖靠过往船只“顺路”捎进京城，带砖的船舟从开始的漕船，很快扩展到除御用皇船之外的一应官民船只。船只带砖的数量，也从最初的粮船每只带砖40块、民船每尺带砖6块，增加到粮船每只带砖192块、民船每尺带砖12块。

制砖技艺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传承下来。临清市魏家湾贡砖文化传播展示基地就位于魏湾镇，基地负责人赵庆安是临清贡砖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。他说，自打他记事起，他的祖父、父亲都会制作临清贡砖。

临清贡砖为什么受皇家青睐？用肉眼看，就能看出贡砖与普通红砖的区别，贡砖呈青灰色，表面光滑无孔隙。“临清贡砖的烧制工艺复杂精细，要经过近20道工序。”赵庆安介绍，“贡砖只能选黄河淤积的‘莲花土’，这种土经过细筛和浸泡后细腻无杂质，烧出的砖‘击之有声、断之无孔’。”

“制作贡砖的每道工序，都由专门的老师傅负责，保证烧出的贡砖质量过关。”赵庆安说。这份认真负责的态度，深埋在贡砖匠人的血脉传承中。明代开始，每块贡砖都会打上记载烧造时间、窑户、作头和匠人的款铭。建于明万历年间的“运河四大名塔”之一临清舍利宝塔，就是用临清贡砖建造的，如今在塔内还能看到带有款铭的贡砖。款铭上的文字已有400多年，阅读它们，仿佛在和当时的匠人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。

2008年，临清贡砖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21年，临清市魏家湾贡砖文化传播展示基地还被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、文物建筑保护专业委员会确定为北京市古建筑青砖材料基地，临清贡砖如今主要用于古建的修缮，继续焕发生机和活力。

元明清堆叠起临清运河文化

临清因运河而兴。元至元二十六年（1289年），元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。会通河穿临清城而过，由于会通河在临清落差很大，运河上设立多处船闸调节水位，船闸开关和船只通过需要较长时间，船上的人员下船吃饭、住宿、贸易，临清的商业很快繁荣起来。每当漕运季节，就会看到运河上舳舻相接，百里不绝。

会通河临清段包括元运河和明运河。明永乐十五年（1417年），朝廷在临清境内的会通河道以南修建了一段南支运河（即明运河）接入卫河，此后船只通行主要经过明运河，元运河的运输功能渐渐废止。

元运河上有座会通桥。今天从元运河边的步道向会通桥望去，可以看见桥身由临清砖垒砌而成，越靠近下层的砖石越古旧。会通桥的前身是会通闸，始建于元代。会通闸两墩中间开槽嵌入闸板以节蓄泄，引送漕船。明万历年间，会通闸被废弃，改建为单孔拱桥。清代，会通闸经改建维修，易名为会通桥。正因为会通桥在元、明、清三代相继叠砌，砖石的新旧变化是这段历史变迁的直接见证。

2014年，大运河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其中包括27段河道、58个遗产点，会通河临清段的元运河和明运河部分河道位列其中。

走在元运河边的步道上，路旁高大的古槐树投下阴凉，临河的柳树枝条飘动。为了保护世界遗产河段的原貌，这里没有疏浚、开发，会通桥桥面上的铺地石，经风雨磨蚀，几百年前的商贾贩夫走过，今天仍然坚固踏实，生活在运河边的百姓依然从上面走过。

明清时期，临清的运河两岸码头很多，靠近运河的地段成为最繁华之地。多条运河交汇使得临清形成一块四面临河的“中州”，中州最窄处状似鳌头，被称为“鳌头矶”，上面修建了观音阁等建筑，过往的文人雅士、官员客商无不登临此处一览临清美景。

当时，鳌头矶下的运河两岸，形成了500多条街巷胡同，近半数是买卖货物的商业街巷，与临清百姓生活最相关的市井文化、胡同文化就诞生于此。临清市政协委员、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理事刘英顺带着记者一行走街串巷，实地讲解胡同背后的故事。

“竹竿巷是临清运河经济最具代表性的产物。临清地处北方，不产竹子，却在此形成了江北最大的竹货贩卖、加工市场。”刘英顺说，竹竿巷形成于明代，巷西头就是广济桥码头。当时江南的竹货在广济桥码头卸货，很多南方竹木商人、竹编工匠上岸谋生，逐渐形成了竹货产销一条街。今天在紧邻竹竿巷的主街上，还有不少竹货店售卖细竹竿、竹玩具，成为这段运河商业史活的见证。

为国家财政“添砖加瓦”的运河税收

从鳌头矶向南沿明运河岸边走不远，就来到临清运河钞关遗址。临清设钞关收税始于明宣德四年（1429年），宣德十年（1435年）升为户部榷税分司，下设五处分关，直控督理关税。钞关由明政府直辖，朝廷派御史或郡佐充任专职。钞关在运河、卫河近五百里水路要冲设税关，形成网络，做到应收尽收。临清钞关既根据船只大小及其载货量征收数量不等的“船料”，还根据货物本身价值征收“货税”。

临清：应“运”而生一座城

货船经过临清钞关时，船主和货主分别要呈交船单和货单报告信息，纳税后，货主取得“印票”，船主取得木筹作为过关凭证。当时税关上建有拦河铁索，过关凭证经查核后，拦河铁索打开，船只被放行。明朝廷给临清钞关每年规定的税银额为4万两，每年都能足额完成，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临清钞关征银117861两，在运河税关中拔得头筹。明万历年间的世情小说《金瓶梅》以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著的《利玛窦札记》中都对临清钞关有相关描写、记录。

清代，临清钞关征税额比明代大幅滑落，特别是康熙朝废除海禁后，海运发展，运河钞关税源缩减，乾隆年间正额税银稳定在3.5万两—5万两。清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，黄河改道山东，运河山东段淤塞影响漕运；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清政府停止运河漕运，临清的航运改为依靠卫河。民国时期，临清钞关捐税多如牛毛，官员贪腐，致使税收锐减。1931年，南京政府改革税制，裁撤临清钞关在内的运河钞关，钞关自此退出历史舞台。

临清运河钞关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从钞关仪门进入，眼前是钞关“后关”建筑，当年朝廷派驻的官员在这里管理税收事宜，税银和船料在此收储，胥吏们在此工作生活。而今，院中除了苦楝树依旧如当年翠绿，只有砌筑关署的青砖还是旧时颜色。

临清钞关：阅尽600年运河春秋

“钞关”，史称“榷关”，是明代设置的榷税机构。因“宣德间钞法不行，廷臣奏征天下官民客商船料钞”而在运河沿线所设，民间俗称“钞关”。运河沿线有崇文门、河西务、临清、淮安、扬州、浒墅、北新（杭州）七大钞关，它们像运河沿线的一串明珠，闪耀着中国古代税收文化的光芒。

收税额曾居八大钞关之首

明永乐二十一年（1423年），山东巡按陈济上疏：“淮安、济宁、东昌、临清、德州、直沽商贩所聚，今都北平，百货倍往时，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，以为定额。”经过5年征收试验，至宣德四年（1429年），朝廷沿运河设置七处“榷税分司”，再加上长江上的九江关，史称“八大钞关”。

宣德十年（1435年），临清运河钞关升为户部榷税分司，下设署前关、德州关、尖冢关、樊村厂关、魏家湾关5处分关，管辖卫河、运河375里水路口岸，直控督理关税，以御史或郡佐充任专职，“督理船料商税，分季解京，以充内帑，岁至四万金”。明万历年间每年征收税银83000两，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输京税银榷征117000两，超过定额的近3倍，居八大钞关之首。

临清运河钞关，居运河与卫河交汇的闸河之处，“挽漕之咽喉，舟车水陆之冲”，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、繁荣的商业和运河稳固的税源，经历代增建，至万历中期已形成规制宏阔、稽查有序、收管完备、督理严谨的运河税务衙署建筑群。

临清运河钞关占地约4万平方米，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。以雉堞为界，其外是收缴课税之区，称“署前分关”，又称“常关”；其内是户部榷税分署衙，是督理榷税、管理官吏公干及储藏税银的库房和居住区。雉堞外称“前关”，雉堞内称“后关”，钞关所在街道至今仍称“前关街”“后关街”。整座钞关建筑群经六百年历史沧桑，空间结构大体完整，是运河七大钞关仅存唯一的遗址，难能可贵。

钞关临运河而建，前关甬道及临河左右建有拦河铁索墩台、税厅、临水稽查亭、前关分税司、通事馆。后关衙署为三进院落，左右辅以巡栏房和皂隶房、南北穿厅，北跨院建有船料房、鼓铸坊及银库，南跨院是主事宅院、舍人房及皂隶住宅区。整座钞关建筑群营构严谨，是典型的中央政府外委直属机构建筑范式，体现了当时建筑营构中的社会伦理和建筑美学。

钞关主事严整法纪秉公拒腐

临清运河钞关阅世600年，运河两岸、署衙前后处处佚文、处处故事，俯拾皆是。

2019年8月，在临清运河钞关官署至运河甬道勘探和修复施工中，在钞关原税课阅货厅旧址出土一通《司徒大夫光宇王公德政碑记》。碑刻刊刻于明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年），记载了临清钞关主事王家宾主政临清钞关期间，与税监针锋相对，重法绳赃、厘奸剔弊的故事。

明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，临清爆发了市民反抗税监马堂的抗争，史称“临清民变”。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，皇帝派出大批亲信宦官，分赴全国各地充当矿监、税使，肆意搜刮民脂民膏。马堂督税临清，倚仗皇权贪赃妄为、横征暴敛。为逼商户纳税，马堂及其爪牙私设公堂，凌辱商贩及手工业者，甚至杀人越货，草菅人命，以至临清商贩裹足不前，远近罢市，“中产之家，破者大半”。全城市民忍无可忍，万余人揭竿而起，冲向马堂的税署衙门，焚烧署衙，杀死爪牙30多人，马堂仓皇逃命。后来，官府镇压民众，皇帝诏捕首犯。为保护百姓，编筐匠王朝佐挺身而出，凛然就义。

皇帝迫于压力，在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颁布圣谕撤回矿监，临清运河钞关宦官税监却变本加厉掠夺税银。钞关主事王家宾与税监曲委斡旋，灼明法度。《司徒大夫光宇王公德政碑记》碑文记述了他采取的治理措施：一是打通交通关节、清除私卡暗栏，盘活商贸，广开税源；二是在各个坊站税卡明示圣谕，张贴税则，防止奸漏和不法胥吏坑害商民；三是严整法纪，对侵盗商民的胥吏和不法之徒，决不姑息养奸；四是秉公拒腐，洁身自好，为临清钞关官吏胥役树立廉洁榜样。王家宾在临清钞关任上打破了钞关榷税的僵局，使濒临崩溃的临清商业得以复苏，维护了商民的利益，使税额增收，得到运河商旅及临清市民的拥戴，这块碑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“一河千载通南北，不尽帆樯万斛来。”蜿蜒千里的大运河，孕育出历史名城临清，临清运河钞关与其他钞关一起，共同构成复杂的运河税收体系。运河钞关集漕运、财税文化于一身，内涵非常丰富。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，临清运河钞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

运河樯影中的繁华往事

在中国税务出版社“运河税韵”大运河税收文化主题阅读临清站活动中，记者采访了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执行院长郑民德，请他谈谈明清时期临清因“运”而盛的繁华往事。

记者：大运河临清段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的河段和遗产点有哪些，这些河段和遗产点为什么能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？

郑民德：大运河临清段入选《世界遗产名录》的河道和遗产点是会通河临清段和临清运河钞关，其中会通河临清段包括元运河和明运河两部分河道，总长8公里。

之所以成为世界遗产，与其历史价值密不可分。比如元运河，东起鳌头矶，西至临清闸入卫河处，全长1.2公里，这段河道是大运河上现存最完整的元代河道，保留着原来的历史形态、运河风貌和元明清及民国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信息，体现了当时先进的水工科技。明运河则基本保存了原来的运河走势。

临清运河钞关是大运河上最早设立的七大钞关之一，是目前全国唯一留存的运河钞关遗址。它体现了明清时期临清商业的繁荣，也反映着当时的管理制度，对于研究钞关历史、钞关制度及商业文化等都具有重要价值。

记者：明清时期，大运河给临清带来哪些影响？

郑民德：首先是临清政治地位的提升。明代，朝廷在临清设立诸多机构，比如户部、工部都设立相应的机构，管理与漕运相关的事务，使临清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。

其次是临清商业地位的提高。商业繁荣是大运河带给临清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，这里曾经“富庶甲齐郡”“繁华压两京”，史书、方志中都有记载，明清小说中也有描述。

再次是文化方面，大运河带给临清兼收并蓄、开放进取、不断创新的文化特质，南北文化在临清汇聚，与当地文化融合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临清运河文化。

记者：临清本来是个普通小城，大运河开通后，临清短时间内迅速繁荣起来的原因是什么？

郑民德：是的，临清在元代以前是极为普通的北方小城市，大运河全线开通后，迅速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中心，主要原因有：

优越的地理位置。元代会通河经过临清，但后期逐渐淤塞。明永乐年间，重新疏通会通河，处于卫河与会通河交汇处的临清，成为明清时期华北的交通枢纽。

漕运的兴盛。大运河全线贯通，成为漕粮运输的主渠道。明朝迁都北京，对漕粮的需求大大增加，明中后期，每年约400万石漕粮经临清运到北京，临清在南北物资转输中的地位迅速提高。

仓储的设立。明政府为加强漕运，在临清设置仓储、转运漕粮，称为“水次仓”。当时，每年几百万石粮食从临清经过，商船、民船更是不计其数，促进临清商业、手工业和服务业的迅速兴起和发展。

另外，明清时期，运送漕粮的漕军饷银很低，官府规定漕运官军可以携带一定数量的私人货物沿途贩卖，这些货物称为土宜，免于纳税。明清两代每年大运河上的漕船约万艘，漕军在临清上岸交易并消费。这些因素都促进了临清商业的发展。

记者：请您介绍一下明清时期临清商业发展的具体情况。

郑民德：在明清经济史上，临清曾闪烁过耀眼的光辉。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，临清最为兴盛，到清朝乾隆年间，已成为“富庶甲齐郡”的商业重镇。明清时期，商业街市遍布临清全城，店铺林立。《临清州志》记载，明朝隆庆、万历年间，临清有布店73家，缎店32家，杂货店65家，瓷器店20多家，旅店大小数百家，典当铺100多家。最盛时，临清大小店铺可能达到上千家，有“南有苏杭，北有临张”之说，“临张”就是临清和张秋镇，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它所属的东昌府及山东省城济南府。

大运河把南来北往的客商带到临清，受外地客商影响，当地很多人也开始从事商业。乾隆年间《临清直隶州志》载，临清本地“逐末者十室而九”，这个比例可能不确切，但临清经商人口占很大比例是肯定的。

运河樯影中的繁华往事

记者：当时临清有哪些著名商号？有没有传承到现在的？

郑民德：当时临清有名的商号上百个，比较知名的比如济美酱菜。运河上来往人员为储备路途食用所需，会大量购买耐存放的酱菜。同时，有的盐商为了逃避在临清钞关纳税，就在过关前低价卖盐，精明的商人瞅准商机，开起酱菜铺子。济美酱园始创于1792年，与北京“六必居”、保定“槐茂”、济宁“玉堂”，并称江北四大酱园。济美酱菜一直传承到现在，1959年，曾提供酱菜到北京供新中国国庆十周年之用。

记者：临清商业繁荣，商业文化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带来什么影响？商人的社会地位怎样？

郑民德：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地位很低，士农工商，商居末业。比如，明初颁布的有关法令规定，商人只能穿布衣，有钱也不能穿绸缎，不能建华屋。明代以前，商人也不准参加科举，不可以做官。

商业繁盛，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带来一定冲击。尤其是明中后期，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，商人群体也有意识地做善举，投资地方公益，提高社会影响。临清舍利宝塔的建筑资金，很大一部分是由临清的外地商人捐献的。

对商人的一些约束也被打破，小说《金瓶梅》中有很多商人服饰方面的描写，明代文学家李梦阳也写道：“今商贾之家，策肥而乘坚，衣文绣绮。”

明朝中期，朝廷在科举中设置了“商籍”，商人子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，进入仕途，开始向士大夫阶层流转，士大夫也越来越多做起逐利的营生，商人和士人的界限变得模糊。

记者：临清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是什么？它与大运河有无关系？

郑民德：大运河带来了临清文化的多元性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京剧文化。临清是京剧名城，当时南方戏班到北京去，必经临清。戏班子在临清等待过闸时上岸演戏，相当于到北京之前在临清试试嗓子，在临清唱得好，才能到北京唱。这样临清逐渐形成非常浓厚的京剧氛围，京剧文化一直流传到今天。现在临清百姓也喜欢唱京剧，节假日，公园里很多人吊嗓子唱京剧，京剧已成为临清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此外，山东快书和临清架鼓，它们的起源也与运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记者：大运河要更好地融入临清今天的社会发展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
郑民德：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临清项目正在建设中，这对于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利用好大运河文化有着重要作用。让大运河更好融入当今社会发展，我认为，第一要加强运河文化建设和宣传推介，挖掘运河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，在此基础上加强宣传推介。第二要做好顶层设计，临清的运河文化非常有特色，这里有名人、名吃、名产，应该思考怎么突出临清特色，找准定位。第三要和运河沿线其他城市合作，串珠成链，打造精品文旅路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