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走大运河丨跟着记者感受临清600年运河文化

发布日期:2024-06-06 来源:【中国税务报】 字号:[] [] [] 【打印本页】 【正文下载】

“北京的城,临清的砖”

临清:应“运”而生一座城

都说“大运河漂来的北京城”,北京紫禁城、明十三陵、天坛等皇家建筑以及其他宫殿城墙,所用的青砖都经京杭大运河运来。这些青砖从何而来?沿着运河向南,我们来到山东省临清市,这里流传着一句老话:“北京的城,临清的砖。”

在临清,特供给北京的青砖被称为贡砖,制作贡砖的技艺今天仍在临清传承,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从一块砖的制作、运输、使用开始,我们去一窥运河文化、税收文化在临清留下的深刻印记。

600多岁的“不老”青砖

从临清市区乘车在广袤的鲁西北平原上向东南行驶约半小时,就到了魏湾镇。明永乐四年(1406年)起,明成祖朱棣为迁都北京而大兴土木,需要大量砖石。明初,朝廷在临清设立工部营缮分司。从嘉靖年间开始,贡砖集中在临清烧制,砖窑均分布于运河沿岸,最多时有数百座。

此后,北京皇城的修建、修缮与增建一直沿用临清贡砖。当时贡砖靠过往船只“顺路”捎进京城,带砖的船舟从开始的漕船,很快扩展到除御用皇船之外的一应官民船只。船只带砖的数量,也从最初的粮船每只带砖40块、民船每尺带砖6块,增加到粮船每只带砖192块、民船每尺带砖12块。

制砖技艺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传承下来。临清市魏家湾贡砖文化传播展示基地就位于魏湾镇,基地负责人赵庆安是临清贡砖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。他说,自打他记事起,他的祖父、父亲都会制作临清贡砖。

临清贡砖为什么受皇家青睐?用肉眼看,就能看出贡砖与普通红砖的区别,贡砖呈青灰色,表面光滑无孔隙。“临清贡砖的烧制工艺复杂精细,要经过近20道工序。”赵庆安介绍,“贡砖只能选黄河淤积的‘莲花土’,这种土经过细筛和浸泡后细腻无杂质,烧出的砖‘击之有声、断之无孔’。”

“制作贡砖的每道工序,都由专门的老师傅负责,保证烧出的贡砖质量过关。”赵庆安说。这份认真负责的态度,深埋在贡砖匠人的血脉传承中。明代开始,每块贡砖都会打上记载烧造时间、窑户、作头和匠人的款铭。建于明万历年间的“运河四大名塔”之一临清舍利宝塔,就是用临清贡砖建造的,如今在塔内还能看到带有款铭的贡砖。款铭上的文字已有400多年,阅读它们,仿佛在和当时的匠人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。

2008年,临清贡砖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21年,临清市魏家湾贡砖文化传播展示基地还被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、文物建筑保护专业委员会确定为北京市古建筑青砖材料基地,临清贡砖如今主要用于古建的修缮,继续焕发生机和活力。

元明清堆叠起临清运河文化

临清因运河而兴。元至元二十六年(1289年),元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。会通河穿临清城而过,由于会通河在临清落差很大,运河上设立多处船闸调节水位,船闸开关和船只通过需要较长时间,船上的人员下船吃饭、住宿、贸易,临清的商业很快繁荣起来。每当漕运季节,就会看到运河上舳舻相接,百里不绝。

会通河临清段包括元运河和明运河。明永乐十五年(1417年),朝廷在临清境内的会通河道以南修建了一段南支运河(即明运河)接入卫河,此后船只通行主要经过明运河,元运河的运输功能渐渐废止。

元运河上有座会通桥。今天从元运河边的步道向会通桥望去,可以看见桥身由临清砖垒砌而成,越靠近下层的砖石越古旧。会通桥的前身是会通闸,始建于元代。会通闸两墩中间开槽嵌入闸板以节蓄泄,引送漕船。明万历年间,会通闸被废弃,改建为单孔拱桥。清代,会通闸经改建维修,易名为会通桥。正因为会通桥在元、明、清三代相继叠砌,砖石的新旧变化是这段历史变迁的直接见证。

2014年,大运河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其中包括27段河道、58个遗产点,会通河临清段的元运河和明运河部分河道位列其中。

走在元运河边的步道上,路旁高大的古槐树投下阴凉,临河的柳树枝条飘动。为了保护世界遗产河段的原貌,这里没有疏浚、开发,会通桥桥面上的铺地石,经风雨磨蚀,几百年前的商贾贩夫走过,今天仍然坚固踏实,生活在运河边的百姓依然从上面走过。

明清时期,临清的运河两岸码头很多,靠近运河的地段成为最繁华之地。多条运河交汇使得临清形成一块四面临河的“中州”,中州最窄处状似鳌头,被称为“鳌头矶”,上面修建了观音阁等建筑,过往的文人雅士、官员客商无不登临此处一览临清美景。

当时,鳌头矶下的运河两岸,形成了500多条街巷胡同,近半数是买卖货物的商业街巷,与临清百姓生活最相关的市井文化、胡同文化就诞生于此。临清市政协委员、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理事刘英顺带着记者一行走街串巷,实地讲解胡同背后的故事。

“竹竿巷是临清运河经济最具代表性的产物。临清地处北方,不产竹子,却在此形成了江北最大的竹货贩卖、加工市场。”刘英顺说,竹竿巷形成于明代,巷西头就是广济桥码头。当时江南的竹货在广济桥码头卸货,很多南方竹木商人、竹编工匠上岸谋生,逐渐形成了竹货产销一条街。今天在紧邻竹竿巷的主街上,还有不少竹货店售卖细竹竿、竹玩具,成为这段运河商业史活的见证。

为国家财政“添砖加瓦”的运河税收

从鳌头矶向南沿明运河岸边走不远,就来到临清运河钞关遗址。临清设钞关收税始于明宣德四年(1429年),宣德十年(1435年)升为户部榷税分司,下设五处分关,直控督理关税。钞关由明政府直辖,朝廷派御史或郡佐充任专职。钞关在运河、卫河近五百里水路要冲设税关,形成网络,做到应收尽收。临清钞关既根据船只大小及其载货量征收数量不等的“船料”,还根据货物本身价值征收“货税”。

临清:应“运”而生一座城

货船经过临清钞关时,船主和货主分别要呈交船单和货单报告信息,纳税后,货主取得“印票”,船主取得木筹作为过关凭证。当时税关上建有拦河铁索,过关凭证经查核后,拦河铁索打开,船只被放行。明朝廷给临清钞关每年规定的税银额为4万两,每年都能足额完成,万历二十四年(1596年)临清钞关征银117861两,在运河税关中拔得头筹。明万历年间的世情小说《金瓶梅》以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著的《利玛窦札记》中都对临清钞关有相关描写、记录。

清代,临清钞关征税额比明代大幅滑落,特别是康熙朝废除海禁后,海运发展,运河钞关税源缩减,乾隆年间正额税银稳定在3.5万两—5万两。清咸丰五年(1855年),黄河改道山东,运河山东段淤塞影响漕运;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清政府停止运河漕运,临清的航运改为依靠卫河。民国时期,临清钞关捐税多如牛毛,官员贪腐,致使税收锐减。1931年,南京政府改革税制,裁撤临清钞关在内的运河钞关,钞关自此退出历史舞台。

临清运河钞关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从钞关仪门进入,眼前是钞关“后关”建筑,当年朝廷派驻的官员在这里管理税收事宜,税银和船料在此收储,胥吏们在此工作生活。而今,院中除了苦楝树依旧如当年翠绿,只有砌筑关署的青砖还是旧时颜色。


临清钞关:阅尽600年运河春秋

“钞关”,史称“榷关”,是明代设置的榷税机构。因“宣德间钞法不行,廷臣奏征天下官民客商船料钞”而在运河沿线所设,民间俗称“钞关”。运河沿线有崇文门、河西务、临清、淮安、扬州、浒墅、北新(杭州)七大钞关,它们像运河沿线的一串明珠,闪耀着中国古代税收文化的光芒。

收税额曾居八大钞关之首

明永乐二十一年(1423年),山东巡按陈济上疏:“淮安、济宁、东昌、临清、德州、直沽商贩所聚,今都北平,百货倍往时,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,以为定额。”经过5年征收试验,至宣德四年(1429年),朝廷沿运河设置七处“榷税分司”,再加上长江上的九江关,史称“八大钞关”。

宣德十年(1435年),临清运河钞关升为户部榷税分司,下设署前关、德州关、尖冢关、樊村厂关、魏家湾关5处分关,管辖卫河、运河375里水路口岸,直控督理关税,以御史或郡佐充任专职,“督理船料商税,分季解京,以充内帑,岁至四万金”。明万历年间每年征收税银83000两,万历二十四年(1596年)输京税银榷征117000两,超过定额的近3倍,居八大钞关之首。

临清运河钞关,居运河与卫河交汇的闸河之处,“挽漕之咽喉,舟车水陆之冲”,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、繁荣的商业和运河稳固的税源,经历代增建,至万历中期已形成规制宏阔、稽查有序、收管完备、督理严谨的运河税务衙署建筑群。

临清运河钞关占地约4万平方米,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。以雉堞为界,其外是收缴课税之区,称“署前分关”,又称“常关”;其内是户部榷税分署衙,是督理榷税、管理官吏公干及储藏税银的库房和居住区。雉堞外称“前关”,雉堞内称“后关”,钞关所在街道至今仍称“前关街”“后关街”。整座钞关建筑群经六百年历史沧桑,空间结构大体完整,是运河七大钞关仅存唯一的遗址,难能可贵。

钞关临运河而建,前关甬道及临河左右建有拦河铁索墩台、税厅、临水稽查亭、前关分税司、通事馆。后关衙署为三进院落,左右辅以巡栏房和皂隶房、南北穿厅,北跨院建有船料房、鼓铸坊及银库,南跨院是主事宅院、舍人房及皂隶住宅区。整座钞关建筑群营构严谨,是典型的中央政府外委直属机构建筑范式,体现了当时建筑营构中的社会伦理和建筑美学。

钞关主事严整法纪秉公拒腐

临清运河钞关阅世600年,运河两岸、署衙前后处处佚文、处处故事,俯拾皆是。

2019年8月,在临清运河钞关官署至运河甬道勘探和修复施工中,在钞关原税课阅货厅旧址出土一通《司徒大夫光宇王公德政碑记》。碑刻刊刻于明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,记载了临清钞关主事王家宾主政临清钞关期间,与税监针锋相对,重法绳赃、厘奸剔弊的故事。

明万历二十七年(1599年),临清爆发了市民反抗税监马堂的抗争,史称“临清民变”。万历二十四年(1596年),皇帝派出大批亲信宦官,分赴全国各地充当矿监、税使,肆意搜刮民脂民膏。马堂督税临清,倚仗皇权贪赃妄为、横征暴敛。为逼商户纳税,马堂及其爪牙私设公堂,凌辱商贩及手工业者,甚至杀人越货,草菅人命,以至临清商贩裹足不前,远近罢市,“中产之家,破者大半”。全城市民忍无可忍,万余人揭竿而起,冲向马堂的税署衙门,焚烧署衙,杀死爪牙30多人,马堂仓皇逃命。后来,官府镇压民众,皇帝诏捕首犯。为保护百姓,编筐匠王朝佐挺身而出,凛然就义。

皇帝迫于压力,在万历三十三年(1605年)颁布圣谕撤回矿监,临清运河钞关宦官税监却变本加厉掠夺税银。钞关主事王家宾与税监曲委斡旋,灼明法度。《司徒大夫光宇王公德政碑记》碑文记述了他采取的治理措施:一是打通交通关节、清除私卡暗栏,盘活商贸,广开税源;二是在各个坊站税卡明示圣谕,张贴税则,防止奸漏和不法胥吏坑害商民;三是严整法纪,对侵盗商民的胥吏和不法之徒,决不姑息养奸;四是秉公拒腐,洁身自好,为临清钞关官吏胥役树立廉洁榜样。王家宾在临清钞关任上打破了钞关榷税的僵局,使濒临崩溃的临清商业得以复苏,维护了商民的利益,使税额增收,得到运河商旅及临清市民的拥戴,这块碑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“一河千载通南北,不尽帆樯万斛来。”蜿蜒千里的大运河,孕育出历史名城临清,临清运河钞关与其他钞关一起,共同构成复杂的运河税收体系。运河钞关集漕运、财税文化于一身,内涵非常丰富。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,临清运河钞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


运河樯影中的繁华往事

在中国税务出版社“运河税韵”大运河税收文化主题阅读临清站活动中,记者采访了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执行院长郑民德,请他谈谈明清时期临清因“运”而盛的繁华往事。

记者:大运河临清段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的河段和遗产点有哪些,这些河段和遗产点为什么能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?

郑民德:大运河临清段入选《世界遗产名录》的河道和遗产点是会通河临清段和临清运河钞关,其中会通河临清段包括元运河和明运河两部分河道,总长8公里。

之所以成为世界遗产,与其历史价值密不可分。比如元运河,东起鳌头矶,西至临清闸入卫河处,全长1.2公里,这段河道是大运河上现存最完整的元代河道,保留着原来的历史形态、运河风貌和元明清及民国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信息,体现了当时先进的水工科技。明运河则基本保存了原来的运河走势。

临清运河钞关是大运河上最早设立的七大钞关之一,是目前全国唯一留存的运河钞关遗址。它体现了明清时期临清商业的繁荣,也反映着当时的管理制度,对于研究钞关历史、钞关制度及商业文化等都具有重要价值。

记者:明清时期,大运河给临清带来哪些影响?

郑民德:首先是临清政治地位的提升。明代,朝廷在临清设立诸多机构,比如户部、工部都设立相应的机构,管理与漕运相关的事务,使临清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。

其次是临清商业地位的提高。商业繁荣是大运河带给临清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,这里曾经“富庶甲齐郡”“繁华压两京”,史书、方志中都有记载,明清小说中也有描述。

再次是文化方面,大运河带给临清兼收并蓄、开放进取、不断创新的文化特质,南北文化在临清汇聚,与当地文化融合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临清运河文化。

记者:临清本来是个普通小城,大运河开通后,临清短时间内迅速繁荣起来的原因是什么?

郑民德:是的,临清在元代以前是极为普通的北方小城市,大运河全线开通后,迅速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中心,主要原因有:

优越的地理位置。元代会通河经过临清,但后期逐渐淤塞。明永乐年间,重新疏通会通河,处于卫河与会通河交汇处的临清,成为明清时期华北的交通枢纽。

漕运的兴盛。大运河全线贯通,成为漕粮运输的主渠道。明朝迁都北京,对漕粮的需求大大增加,明中后期,每年约400万石漕粮经临清运到北京,临清在南北物资转输中的地位迅速提高。

仓储的设立。明政府为加强漕运,在临清设置仓储、转运漕粮,称为“水次仓”。当时,每年几百万石粮食从临清经过,商船、民船更是不计其数,促进临清商业、手工业和服务业的迅速兴起和发展。

另外,明清时期,运送漕粮的漕军饷银很低,官府规定漕运官军可以携带一定数量的私人货物沿途贩卖,这些货物称为土宜,免于纳税。明清两代每年大运河上的漕船约万艘,漕军在临清上岸交易并消费。这些因素都促进了临清商业的发展。

记者:请您介绍一下明清时期临清商业发展的具体情况。

郑民德:在明清经济史上,临清曾闪烁过耀眼的光辉。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,临清最为兴盛,到清朝乾隆年间,已成为“富庶甲齐郡”的商业重镇。明清时期,商业街市遍布临清全城,店铺林立。《临清州志》记载,明朝隆庆、万历年间,临清有布店73家,缎店32家,杂货店65家,瓷器店20多家,旅店大小数百家,典当铺100多家。最盛时,临清大小店铺可能达到上千家,有“南有苏杭,北有临张”之说,“临张”就是临清和张秋镇,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它所属的东昌府及山东省城济南府。

大运河把南来北往的客商带到临清,受外地客商影响,当地很多人也开始从事商业。乾隆年间《临清直隶州志》载,临清本地“逐末者十室而九”,这个比例可能不确切,但临清经商人口占很大比例是肯定的。

运河樯影中的繁华往事

记者:当时临清有哪些著名商号?有没有传承到现在的?

郑民德:当时临清有名的商号上百个,比较知名的比如济美酱菜。运河上来往人员为储备路途食用所需,会大量购买耐存放的酱菜。同时,有的盐商为了逃避在临清钞关纳税,就在过关前低价卖盐,精明的商人瞅准商机,开起酱菜铺子。济美酱园始创于1792年,与北京“六必居”、保定“槐茂”、济宁“玉堂”,并称江北四大酱园。济美酱菜一直传承到现在,1959年,曾提供酱菜到北京供新中国国庆十周年之用。

记者:临清商业繁荣,商业文化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带来什么影响?商人的社会地位怎样?

郑民德: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地位很低,士农工商,商居末业。比如,明初颁布的有关法令规定,商人只能穿布衣,有钱也不能穿绸缎,不能建华屋。明代以前,商人也不准参加科举,不可以做官。

商业繁盛,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带来一定冲击。尤其是明中后期,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,商人群体也有意识地做善举,投资地方公益,提高社会影响。临清舍利宝塔的建筑资金,很大一部分是由临清的外地商人捐献的。

对商人的一些约束也被打破,小说《金瓶梅》中有很多商人服饰方面的描写,明代文学家李梦阳也写道:“今商贾之家,策肥而乘坚,衣文绣绮。”

明朝中期,朝廷在科举中设置了“商籍”,商人子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,进入仕途,开始向士大夫阶层流转,士大夫也越来越多做起逐利的营生,商人和士人的界限变得模糊。

记者:临清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是什么?它与大运河有无关系?

郑民德:大运河带来了临清文化的多元性,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京剧文化。临清是京剧名城,当时南方戏班到北京去,必经临清。戏班子在临清等待过闸时上岸演戏,相当于到北京之前在临清试试嗓子,在临清唱得好,才能到北京唱。这样临清逐渐形成非常浓厚的京剧氛围,京剧文化一直流传到今天。现在临清百姓也喜欢唱京剧,节假日,公园里很多人吊嗓子唱京剧,京剧已成为临清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此外,山东快书和临清架鼓,它们的起源也与运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记者:大运河要更好地融入临清今天的社会发展,您有什么建议?

郑民德: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临清项目正在建设中,这对于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利用好大运河文化有着重要作用。让大运河更好融入当今社会发展,我认为,第一要加强运河文化建设和宣传推介,挖掘运河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,在此基础上加强宣传推介。第二要做好顶层设计,临清的运河文化非常有特色,这里有名人、名吃、名产,应该思考怎么突出临清特色,找准定位。第三要和运河沿线其他城市合作,串珠成链,打造精品文旅路线。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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